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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链空间/品牌联盟 行业动态|全球信任赤字治理的中国视角

发布日期:2021年07月02日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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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信任是国际交往合作的重要前提,也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近年来,随着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国家间信任赤字凸显,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全球信任赤字具体表现为全球信任积累不足、信任质量不高、信任发展不平衡以及信任关系不对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不足、西方传统思维的固有缺陷、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等是造成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原因。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转变思维方式,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建立完善危机缓冲机制,推动全球伙伴关系建设,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全球信任赤字的有效治理贡献了丰富的智慧和力量。

  关键词:全球信任赤字 全球普遍信任 全球治理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视角

  作者简介:吴志成,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李佳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近年来,随着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泛起,国际竞争摩擦呈现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全球信任赤字日益凸显,严重制约着国际社会合作和全球有效治理。

  一、国际关系中的信任研究路径

  信任是国内社会的内在机制,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文化保障,对于减少社会运行成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①然而就国家而言,出于生存需要的理性选择却是不信任②,国际社会通常表现为无政府和无权威状态。

  基于不同的视角,学术界关于信任问题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理性选择主义和社会心理分析两条基本路径。以博弈论为代表的理性选择主义,将信任界定为施信者对自己委托的利益在将来不会受到损害的理性判断③,因此理性选择主义更多地将信任关系视为一种经济关系,而非社会关系④,对信任持基本的工具论态度,将其作为达成合作与保障利益的工具。⑤由于这种信任具有工具性、契约性、利益性,因此维持信任关系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建立外部约束机制,通过制度建设降低合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确保参与者的利益免于受损。社会心理分析重视信任形成的社会认知过程,强调互动关系与人际文化的作用⑥,认为信任来源于施信者对被信者的相信,而不是出于理性计算的自信,其生成有赖于双方的积极关系。社会心理分析所描述的信任,是一种情感性、伦理型和关系型信任,是基于社会关系生成的普遍信任。在这种阐释下,信任的基础被认为是内生关系而非外部约束,因此,国家间信任的建立有赖于彼此关系的优化,得益于双方的认同和彼此心理需求的互相满足。

  综上所述,在有关信任研究中,理性选择主义强调成本—收益分析与利益归因,而社会心理解释偏向心理需求满足与社会关系建构。尽管这两种研究路径对信任生成与维持的解释存在分歧,但二者并非根本对立,甚至在更深层的逻辑和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相通之处。首先,从信任生成逻辑看,尽管理性主义更关注利益而社会心理更注重关系,但二者都认为信任是具有方向性的主观评估。其次,在实践过程中理性选择主义描述的契约型信任和社会心理分析推崇的关系型信任能够相辅相成。普遍信任规范是促成关系型信任的前提,其形成有赖于信任实践的积累,而契约型信任正是当前国际社会信任实践的主要形式。此外,基于理性选择的契约型信任能够促进信任的制度化建设,对信任规范的形成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契约型信任能够为关系型信任的生成创造条件。

  但是,信任研究的两种路径在国际关系语境下都遇到了障碍。从理性选择主义视角看,信任决策的前提是守信的收益不能小于毁约的收益。⑦但在博弈论框架下,国际关系中信任合作与失信毁约的成本与收益赋值并不均匀,由于缺少有效的惩罚机制,很多时候背叛的获利远大于成本,因而信任决策难以有效或持续实施。从社会心理分析角度看,互动交往是关系产生的前提,而基于关系生成的信任更需要积极互动的有效刺激。国家间频繁的互动为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但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相互信任。一方面,在国际关系中,相互依赖只是国家间互动的客观结果而不一定是其主观愿望,但信任则完全是基于相互关系的主观相信。另一方面,相互依赖关系也可能导致双方防范的加深。随着相互依赖的深入,国家在某些方面丧失自主性的风险增加,特别是其相对劣势领域将不可避免地更多受制于人。相互依赖不代表没有冲突,处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国家往往会更加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以至于时常出现矛盾和分歧。例如,中美之间存在着广泛的相互依赖,但美国依然在自身利益优先的战略幌旗下不惜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和冲突,甚至恶意围堵和打压中国。

  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国际关系面临的信任赤字及其形成原因,挖掘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为全球信任赤字的有效治理贡献的丰富智慧和力量。

  二、全球信任赤字内涵及其表现

  国际社会的正常运行对信任有着强烈需求,全球有效治理也有赖于全球信任文化的形成,但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全球各区域之间的信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国际社会积累的信任存量或可以提供的信任供给不能满足全球信任需求,国际关系中这种信任供不应求的状况就是全球信任赤字。国际关系是讨论全球信任赤字最重要的语境。破解全球信任赤字,构建全球普遍信任,必须首先从国际关系入手。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不确定性是其内生特质。在这种文化中,自保是国家一切行为的内在逻辑,以权力界定利益成为所有国家都遵循的理性规则。⑧国际关系这些本质特征构成了研究全球信任赤字的现实条件,也成为构建全球信任必须面对的重要难题。

  国际关系不同理论流派对这些条件的理解不尽相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为构建全球信任指明了方向。现实主义传统对霍布斯式无政府状态的确信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的悲观看法,使其直言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状态⑨,强烈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阻碍着信任的生成。自由主义虽然承认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国际关系不确定性特征,但认为在单元层面上国家间的同质性可以产生亲近倾向,从而为信任的生成留下了突破口;在重复博弈实验和合作问题研究中,自由主义还发现了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催生信任的可能。⑩自由主义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际关系对信任的冷漠。相比之下,与社会心理学联系紧密的建构主义传统则对信任赤字产生的现实条件抱有相对乐观态度。建构主义关于“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11)的观点,实质上是对国际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冲突和对抗的否定,也就是对国际关系中那些强调阻碍信任生成的要素是永恒状态的观点的否定。这就把信任赤字从根源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本源假设中解放了出来,一种基于康德文化的国际关系展望为破解信任赤字勾画了蓝图。

  用赤字来描述信任表明全球信任的现状不容乐观,其累积程度还不能满足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现行国际秩序日益脆弱,国际关系不确定性明显,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与防范加深,全球信任赤字加重。总起来看,全球信任赤字的主要表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任累积不充分

  1.国际贸易摩擦上升。随着国际格局的加速调整与全球化进程遭遇阻力,各国之间的经贸竞争不断升级。一些国家回归保护主义,滥设贸易壁垒,破坏全球经贸和信任环境,冲击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笼罩着贸易摩擦的阴影。

  2.国际金融信任危机加深。受资本主义逐利本性的驱使,金融资本对信任的滥用加重了国际金融信任危机。随着全球化领域的不断拓展,一些国家不负责任的货币金融政策极易造成危机恶果外溢,从而给全球信任造成危害。特别是美元不负责任的通胀政策,在掠夺性获取他国发展财富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对国际金融体系的质疑,导致国际金融的信任危机。(12)

  3.信任领域与范围有限。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国际交往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与空间。然而,全球信任的建立未能同步开展,几乎在每个新的问题领域,传统的竞赛逻辑都被沿用。在恐怖主义、难民、传染病、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网络空间等诸多问题领域全球信任严重不足,信任赤字显著。特别是在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合作非常薄弱,应对十分乏力。

  (二)信任质量不高

  1.工具性信任损害国际合作机制。在当前的国际交往中,利益盘算往往是信任生成最现实的基础。这种基于理性计算的信任难以持久且不稳定,难以抵挡利益分歧带来的冲击,一方的失信行为很可能造成整个信任机制的崩溃,劣币驱逐良币效应明显。在获利难以满足期望的情况下,国家极易抛弃信任合作,重新回归孤立和自助竞争。

  2.信任关系的维系难以持久。由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行为体在自助体系中始终保持着警惕和戒备,这就使得信任通常只是国际社会暂时的不稳定的状态,国家随时准备调整信任关系,信任降级和撤销的现象十分常见。

  3.机制碎片化消解信任效果。在既往大量的外交和全球治理实践中,繁杂多样的合作机制被建构出来,构成了“机制复合体”(13)。不同机制之间的重叠、抵牾、失调导致了“机制复合体”的碎片化。这种合作机制的碎片化造成了信任的碎片化,几乎每一种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信任机制都具有排他性,即对内亲信和对外排斥,具有“亲内排外”的典型特征。(14)因而碎片化的机制难以整合为广泛的信任,反而是“机制复合体”所编织的多重关系相互平衡,削减了已经形成的信任,造成整体上的信任匮乏和质量低下。

  (三)信任发展不平衡

  1.东西方国家间信任差距明显。在西方世界,由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同源相近,国家之间信任程度相对较高,信任基础也相对较好。(15)这种同质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确定性给信任策略造成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尽管在一些问题和领域表现出协调一致,但始终没有团结起来建立普遍的信任关系。欠发达地区的信任基础普遍较弱,甚至由于历史、资源、宗教、领土等原因,国家之间矛盾冲突时有发生。尽管相互之间也达成过一些合作,但仍难以消弭这种消极的先赋性矛盾关系对信任构建造成的阻碍。冷战结束后,西方一些国家的冷战思维依然存在,甚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将严重阻碍全球信任的构建,东西方之间的信任鸿沟还可能进一步扩大。

  2.区域内信任与区域外排斥并存。出于贸易便利与经济发展的需要,近年来世界各区域内部的自由贸易发展步伐加快,如北美、欧盟、中国—东盟等自贸区的建设日臻成熟,一些新的区域合作机制也在不断涌现。这些合作交往促进了区域内部信任关系的建立(16),但由于这些区域合作机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相对于区域内信任,外部行为体难以分享这种区域合作带来的信任利益。从世界范围看,不同区域的信任构建状况也极不平衡,全球普遍信任与信任文化建设任重道远。

  3.区域间大国的地缘竞争激烈。随着世界大国在领土安全、金融贸易、战略布局等各个领域的摩擦不断加剧,地缘博弈的色彩日益显现,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严重缺失,国际政治再次回归到大国竞争时代。(17)作为当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美国开始抛弃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转向明确的遏制与竞争。除中美以外,美俄、俄欧、美欧等大国和地区之间的战略竞争也日趋激烈。大国之间激烈的地缘竞争严重破坏了彼此的战略互信,零和博弈、冷战思维隐隐作祟,大国之间充斥着强烈的敌对意识,国际关系陷入紧张的氛围。

  (四)信任关系不对称

  1.国际合作存在信任不对称。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赖关系,而这种相互依赖由于权力差异而内生着不对称性,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18)。处于不对称相互依赖合作中的双方也存在着信任的不对称。依赖程度更高的一方,付出信任的程度可能更高,尽管这种信任绝大多数情况下出于纯粹理性计算——合作比不合作收益更大。在大国和小国都参与的合作机制中,小国总是更倾向寄信于合作机制来确保获益和对大国的牵制。

  2.民众信任感知存在偏差。一方面,不同国家的民众对彼此的信任感知存在偏差。以中美两国为例,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中美两国民众在关于中美关系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民众将中美关系视为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美国民众仅将其排在第6位。另一方面,民众的信任感知与官方的表述也存在不对称。在中国的官方表述中,中国与巴基斯坦和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被分别界定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中国伙伴关系外交话语体系中最高规格的表述,也反映了双边关系的亲密态度。但上述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巴基斯坦和俄罗斯的好感度分别为7.0和7.6(单位为1~10,10为满分),甚至略低于对德国的好感度7.66。(19)

  3.国际合作机制存在信任偏见。尽管国际机制都有其相对独立的运行规则,但是大国通过对议题设置、投票权比例以及重要职务垄断等方式限制着国际机制的自主性,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和差别对待等方式制造了国际机制中的信任偏见。例如中国加入WTO的谈判过程就被人为制造了很多怀疑,这种欧美国家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算计,在机制层面就表现为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市场地位的信任偏见。

  三、全球信任赤字的原因分析

  在当代国际关系舞台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疑是国际社会主导性的角色,资本主义的行为逻辑及其所信奉的资本支配一切的教义,深刻影响着国家之间的交流往来,重利轻义、权力政治甚至强权政治有时在国际关系中大行其道,并以经贸摩擦、战略竞争、单边主义、极端主义等形式削弱着全球信任的基础。此外,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不足、西方传统思维的先天缺陷、全球发展失衡的加剧等,都成为导致全球信任赤字的重要原因。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全球扩张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异化了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就是资本主义不断壮大和全球扩张的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际关系的功利性并不明显,不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与人之间纯理性的利益往来能够被道义或礼法所掩盖,一种基于伦理情感的关系型信任受到谨慎的呵护。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对财产私有原则和资本支配一切逻辑的强调,突破了这种伦理,把人异化为工具或商品,把人际关系异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支配下,原本真实且富有“人性”的信任关系也必然退化为不加掩饰的利益关系,并成为一种可交易、可度量、能够产生价值的社会资本。(20)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统治地位,这种异化也必然被扩展到国际关系中。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原料产地与开拓市场过程中伴随着的血腥掠夺和侵略,一度把国际关系降低到最简单粗暴的交易关系。随着当代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升级,尽管暴力得到有效控制,但资本在全球剥削的逻辑却并没有本质改变。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理性利益关系是一种必然,也就导致国家间不可避免地相互猜疑与算计。这种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性是造成全球信任赤字的内在根源。

  2.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激化了国际矛盾。金融资本是资本发展的最高形式,是高度垄断的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相结合的抽象产物。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支配着当今国际经济秩序,其垄断本性不断加剧着全球财富的两极分化,内生地营造着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公正与不合理。当今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经完成了和实体生产部门的分离,以国际货币信贷体系为转换机制,通过国际货币、汇率政策、信贷业务等手段套牢一些国家的实体经济部门,最终实现了其自身无须参与生产,仅通过金融杠杆便可大量收割他国发展财富的极端不公的效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所构成的当今国际经济秩序的三大支柱,均是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对应,美元还通过垄断石油交易构筑起其作为国际货币的稳定地位,形成了美元霸权,充分享有结构性金融权力和制度性金融权力赋予的巨大经济优势。(21)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产业空心化的前提下,仍能通过国际金融体系的巨大剪刀差,攫取巨量的财富。“信贷体系和金融资本已经成为掠夺、诈骗和盗窃的重要手段。”(22)此外,随着金融资本的全球扩张,各国金融市场早已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同被铁索紧紧固定在一起的一艘艘方舟,金融危机的火苗一旦燃起,其结果就是全球性的灾难。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即是最佳印证。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信任难以建立,信任赤字必然广泛存在。(23)

  (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不确定性

  1.无政府状态是国际社会的体系特征。尽管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流派对于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不尽相同,但中央权威的缺乏导致安全成为国家的最高目标这一点是共通的。(24)由于无法对失信行为进行统一的权威制裁,国际关系中国家的失信成本较低,这就造成任何试图开展信任合作的国家都必须认真考虑信任策略失败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缺乏为国家信任行为进行担保的有效“保障机制”(25)。这就使得国际关系中信任的增进面临着系统性的制约,也使得国际关系成为信任赤字的天然场所。

  2.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强化了国家的实用主义倾向。不确定性意味着任何国家都难以对国际体系环境变化和其他行为体的意图与行为作出准确判断。由于存在不确定性,国家的行动和选择总是面临各种风险,特别是安全风险。国家的坦诚行为可能使自己陷入危险,由此导致国际政治中欺骗战略广泛存在。(26)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国家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利益成为国家最重要的行动指南。就当今国际关系而言,在国际体系转型的压力下,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逐渐突破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形象。美国一改过去70年来国际秩序缔造者和维护者的形象,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各种废约“退群”行动在改变美国形象的同时,也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第三世界国家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崛起,也一改往日被动参与的国际形象,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体来说,国际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强化了国家的实用主义态度,使一些国家越来越偏向推卸道义责任,转向对实在利益的追求,从而使全球治理赖以有效的信任合作受到严重削弱。

  (三)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不足

  1.国际治理向全球治理转换艰难。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越来越多的问题超出了国家界限,霱要全球各种力量密切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超越主权国家体制的全球治理日益重要和紧迫。但就目前实际情况看,全球有效治理并未完全实现。主权国家仍居于世界事务的中心,非国家行为体只有依附于国家权威才能获得实际行动力,国家利益仍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最主要动力。这些与全球治理所倡导的多兄主体、平等协商、开放包容、全球公益等价值是不契合的。当今全球治理本质上仍是国际治理,“主权民族国家体系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的内在要求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27),国家的行动目标和全球治理目标之间存在偏差,这种偏差使国际治理难以顺利向全球治理转化。全球治理所内含的“共同命运”意识有助于行为体达成顺利合作并在面对全球挑战时团结起来,这是增进全球普遍信任的重要文化基础。但在现有国际体制中,国家更关心权力的流转和分配。(28)全球治理并没有超越国际治理框架,国家的自利特性限制着全球问题的有效治理和全球信任的生成。

  2.行动力与合法性悸论制约全球信任的生成。全球治理的有效实施既需要充分的合法性以确保全球公益,又需要充足的行动力来保障治理的有效执行。但受现有主权国家体系的制约,当今全球治理的行动力和合法性还不完全充分。一方面,尽管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9),但将其视为能够形成某种“国际权威”力量还为时尚早。(30)当前只有主权国家拥有“推行其决定”的权威和能力,其他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都不同程度地缺乏执行决议的能力或动力。(31)因此,主权国家和政府闯组织依然是处理全球问题的主要组织形态,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中心地位。(32)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的合法性需求倡导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国家不应作为治理的绝对主导。日益发展的跨国公民社会,对一些国家打着全球治理旗号践行国际权力政治甚至强权政治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它们对国家治理世界合法性的发问,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国家处理全球事务的能力和效率。全球治理行动力与合法性的悖论表明,现阶段世界事务的处理仍然难以超越主权国家体系的窠臼,全球问题的解决既不能回归传统的国家间政治,也无法完全实现基于人类共同命运理念的全球治理。这种内在矛盾使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的角色变得模糊,可能造成全球治理的混乱局面,也使现实利益成为唯一实在的追求,导致国家不敢轻易做出信任选择。主权国家体系和全球治理的这种内在张力严重制约了全球信任的生成。

  (四)西方传统思维的固有缺陷

  1.二元对立思维激化了国际关系矛盾。西方传统思想包含有强烈的二元论思想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从哲学思想到国际关系理论都能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子,有时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思维。黑格尔的冲突辩证法是二元对立思维的理论概括,认为对立的势力和阵营的划分存在于任何体系中,二者之间总是以一种对立、矛盾甚至冲突的方式互动,一方以消灭另一方为发展的基本取向。(33)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国际关系中,衍生了经典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与遏制理论、“文明冲突论”以及“修昔底德陷阱”等宣扬冲突、对立的国际关系理论,将竞争与矛盾视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属性。在这种思维引导下,国际关系的发展总是倾向塑造一对互相对立的阵营,并以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作为自身演进的主线,从而使国际关系的历史天然地呈现对立特征,使国际合作的稳定开展和全球信任的普遍生成失去了必要的文化土壤。

  2.强权至上思维强化了国际不公正和霸权主义。强权思想是二元对立思维的必然结果。二元对立思维在主张对立结构是构成所有体系的基础的同时,还强调对立双方存在强弱之分、优劣之别,强者征服弱者、“高级”取代“低级”成为必然。这种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强权逻辑为西方主导国际关系编造了合法性。近代以来,西方的先发优势奠定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强势地位,其利用这种强势和霸权将国际关系塑造成于己有利的外部环境。尽管其间充满着压迫和剥削,但西方强势国家仍将自己打造成人类“典范”和文明代表,不仅以文明开化来美化自己曾经殖民扩张的历史,推崇霸权在维持国际秩序中的作用,而且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别国内政,鼓动“颜色革命”来推广西式民主。这种“强权即公理”的思维方式在很长时间内压抑着国际社会的多元主义,推行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强权逻辑,给那些水土不服的国家制造了严重的发展障碍,对于国际公正构成极大威胁,也给在公平基础上构建稳定的全球信任构成文化障碍。

  3.工具理性思维限制了关系型信任的产生。工具理性是西方传统思维的重要内容,它将个体假设为理性人,肯定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成社会的利益”(34)。在国际关系中,理性思维方式同样占有主导地位,并维系着国际秩序的遵守与国际合作的开展。(35)但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强化了国家的利己意识,导致每个国家都在追寻利益最大化,而国家间利益难免存在冲突,这就势必造成国家间利益竞争和博弈。此外,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往往促使国家“唯利是图”,如果合作收益不大就无法对理性国家产生吸引,从而使那些对人类长远发展意义重大但短期收益并不显著的全球议题难以达成有效合作,已达成的合作也难以实现。这就使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契约化,不利于稳定的关系型信任的形成。

  (五)全球发展不平衡的加剧

  1.南北国家发展差异阻碍了全球公平信任。公平对于信任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在一组关系中即便存在互惠,但如果行为体对于利益互惠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也会影响其信任感的形成。(36)全球化的发展在带来全球财富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使南北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富分化加剧。在缺乏中央权威的国际社会中,能力强大的国家所能享有的影响力更是不成比例,不同于国内对收入差距的治理,国际社会并不存在有效的法律和制度对此进行遏制。(37)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财富超额增长,进入高福利社会,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却仍然挣扎在温饱线上。全球治理体系“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处于治理体系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虽然这与国家的实力分布相对应,却与全球问题的分布不匹配。居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参与全球治理,而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只能被动接受“治理”(38)。发达国家通过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解释来维护自身利益,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和利益却无从保障。全球发展的严重失衡加剧了国际社会的不公平,南北国家相互猜疑在所难免,全球公平信任难以形成。

  2.全球发展不平衡增加了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全球化不均衡发展不仅体现为南北发展差距拉大,还体现在不同部门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发展失衡。受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调配生产、优化配置的冲击,一些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产业面临着被淘汰的风险。全球化催生了部分“失败者”,他们带着强烈的被剥夺感通过自己手中的选票影响国家意志,并汇聚成逆全球化的暗流。(39)这些力量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中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他们推动国家的孤立主义转向,从而造成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分离与社会分裂,增加全球共同发展的困难和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全球发展不平衡还体现在国际秩序与国际权力结构越来越不平衡。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际体系转型加速,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西方国家整体性下滑,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上升(40),既有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些愈发显著的新变化。虽然国际规则体系也在不断寻求改革,但这种权力消长并没有得到充分反映。这就造成了全球发展新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严重消解现行国际机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既有机制无法切实反映新增长力量的现实利益诉求的情况下,改革的要求越来越紧迫,新机制也不断被创设出来。面对同一全球问题,不同机制之间难免存在抵牾,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不确定性越来越明显,全球信任生成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严峻。

  四、破解全球信任赤字的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发展日益突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已经成为各国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共同责任。构建全球普遍信任,既要协调国家闯利益矛盾,建立理性的工具性信任,又要发展基于伦理的情感性信任,并将工具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有机结合起来,以工具性信任促进情感认同,以情感性信任实现利益共赢,共同营造全球普遍信任文化。中国具有深厚的诚信文化传统和深入人心的诚信理念,为全球信任的建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为增进全球普遍信任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一)倡导思维方式的转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首先,求同存异,以多元包容破除二元对立思维。西方传统思想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和由此推论出的冷战思维与强权逻辑,推崇文明冲突,纵容霸权主义,不仅将世界对立起来,人为制造矛盾和冲突,更使不同文明陷入自我欣赏而拒绝相互交流和彼此信任。建立全球信任,必须破除这种简单的敌我划分和文明比较,在承认世界多样性的同时包容差异。全球有效治理的实现有赖于不同文明的相互交流与启迪。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人类可以摆脱偏见,凝聚共识与相互理解。以“多元文明和多维文明”观(41)塑造人类共有文化,挖掘人类共有价值,增强人类共同体意识,培育全球信任文化,以文明的交融互鉴和各国人民的交往亲和促进全球信任的生成。

  其次,践行正确义利观,建立伦理型国际关系。现代国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国家可能将国家间信任异化为获利工具,忽略信任关系本身的价值和彼此的伦理联系,不仅难以发展国家间持久稳定的信任,而且有悖人类文明的全面发展。(42)与此相对,伦理关系基于稳定的社会关系,以此为基础形成的信任是一种深度信任和长期信任,能够有效抵御国际交往风险,促进人类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构建全球伦理信任就要树立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追求国家利益是国家天性,追求人类公益则是国家的人性。只有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43)。要抛弃狭隘的功利主义,坚持互利共赢,克服资本盲目逐利的本性,打造公平的国际秩序,营造平等的发展机会。只有这样才能逐渐达成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促进“全球一家”世界观的生成,形成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以伦理互亲为基础的全球普遍信任。

  (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全球信任生成创造有利条件

  首先,沟通是消除误会达成共识的重要途径,积极有效的对话沟通不仅有助于国家了解彼此的真实意图,避免由于战略误判带来严重后果,还能促进共识的形成,为全球信任的生成创造有利条件。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就要“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44)。要建立多层次的战略对话机制,使国家之间的对话沟通常态化,最大限度地消除误会,促进全球信任的生成。

  其次,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消解彼此的分别感,促使双方在共同的叙事中塑造新的集体身份。这种“共同的进化”(45)有助于提高国家间的同质性认同,使“外人”变成“自己人”,促进国家间亲睦关系和信任的形成。为此,要推进全球开放合作,以互利共赢为目标,以平等参与为基础,把合作共赢打造成普遍适用原则;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积极树立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从而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46),使世界各国在合作中实现互利共赢,建立全球普遍信任。

  最后,深化“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全球化转型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是对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全球治理模式和新型全球化的探索,也是对改善全球信任环境的探索。更为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极大地促进民心相通。“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47)。心意相通是生成稳固持久的信任关系的关键。“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互联互通、交流互鉴,促进了各国人民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看待彼此,以互尊互助的精神守望相助,有利于化解各民族各文化之间的偏见与隔阂,推动各国人民和谐共存、情感共鸣,为普遍、稳定的全球信任的生成开辟通路。

  (三)建立完善危机缓冲机制,消除信任合作障碍

  首先,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消除信任生成的制约因素。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国家的可信性对于信任的生成非常重要,它能够为国家的信任行为提供风向标,也是国际信任建立的必要条件。可信性是被信任者善待信任委托,维护信任关系,履行承诺义务的能力和意愿的综合体现。一方面,合作对象具有可信性是一国愿意采取信任行动的前提;另一方面,可信性也是国家能够获取他国信任的关键,较好的信誉可以助其赢得更多信任。国家信任形象的获得有赖于信任信号的传递,持续释放互惠合作信号是国家互动中最重要的信任表达方式。(48)宣誓信任是获得可信性的第一步。宣誓不仅能够传达信任的意图为建立信任创造条件,而且产生一定的观众成本,将宣誓者的后续行动置于社会监督之下。(49)但宣誓带来的观众成本代价并不高昂,想要获得更高的可信性还需将信任信号制度化,将宣誓内容进行国内立法,以制度力量来约束自己(50),通过自发增加成本来增强说服力。此外,一国既往的行为方式也会影响可信性。国家总是在互动中不断完善和修正彼此的印象,树立和保持良好信誉与形象有利于国家开展与他国的信任交往。

  其次,建立健全国际信任监管,为信任合作提供保障。在国家可信性及行为方式不明确且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开展信任合作而寻求外部机制监管是一种明智选择。特别是在不确定的国际关系环境中,借助外部机制缓冲和控制可能遭遇的损失(51),能为信任的生成提供有力保障。在现代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无法完全自给自足,合作是国家的刚需,因此国家必须顾及自己的声誉并通过践行国际规范来为其行动获取合法性。为了不使自己的信任策略遭受损失,一些大国也会自觉惩治失信者,从而维护信任合作机制。建立健全的国际规范和制度能够增加国家的投机成本,使欺骗行为不得不面对声誉流失、他国的惩罚性不合作以及被国际社会排斥等风险(52),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家选择信任合作的不确定性。除了国际法规、国际组织规章、国际条约等基于国家认同而具有相当效力的国际规约对国家行为具有约束外,一些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工作(53)也能对国家行为进行规范和督导。国际信任机制的建立健全为全球信任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机制保障。

  (四)推动伙伴关系建设,构建全球关系型信任

  首先,加强伙伴关系建设,创新国家间交往模式。“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54),既是中国重要的对外战略,也是新时代国家间交往和全球普遍信任构建的中国方案。伙伴关系是对新时代国家间关系的再定位,是对国家交往模式的创新;强调国际关系不是现实主义所界定的竞争敌对关系,也不是自由主义所描述的仅因利益而展开合作与竞争的攸关方,而是基于信任和认同的朋友关系。伙伴关系不是结盟关系,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不预设假想敌;是对冷战时期结盟、敌对、对抗的国家间关系的否定,是开放包容的合作关系,是基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友好关系;关注的是交往各方的合作共赢,而不是向外部世界谋取利益的手段。伙伴关系也不同于利益攸关方,它弱化了博弈色彩,其基本参照不是利益得失,而是相互关系的协调和友好氛围的营造。(55)伙伴关系在结盟与对抗之间走出了一条结伴而不结盟的新路,开辟了国家对外交往的新思路(56),为国家间普遍信任关系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其次,加强伙伴关系建设,塑造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伙伴关系描绘的是一种关系身份而非个体身份,强调国家作为关系中的国家而存在(57),而不是仅因利益联系起来的简单孤立的个体。这一理念将国家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体国家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强调和谐关系对于解决国际问题的重要意义。它主张国家间关系的协调,并倡导国家间关系朝着信任和“我们感”的方向发展。国家可以通过建构伙伴关系形成一种集体身份,共同应对全球问题的挑战。(58)伙伴关系内含着信任,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关系。它使每个国家都能在由关系建构起来的集体身份中找到自身价值定位,超越权力竞争和利益合作,建构一种包含道义责任的集体信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之间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既有利益上的相互合作,又有利益外的互相支持,使世界各国能在彼此关爱、互帮互助的过程中建立密切稳定、持久和谐的普遍信任关系。

  (五)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全球信任生成创造体制环境

  首先,遵守国际准则,弘扬国际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对于维持信任关系尤为重要,公正是信任的道德基础,公正的国际规范有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和维持。当今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盛行,国际经济秩序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不等价交换、国际金融资本垄断等现象严重。(59)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危害世界和平与稳定,削弱了全球信任基础。和平是信任生成的前提,战争破坏信任、制造敌对。因此,破解全球信任赤字,必须弘扬国际公平正义,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世界各国都要遵循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原则,一起来维护和弘扬国际公平正义,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60)。必须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促进国际机制向着更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共同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全球普遍信任创造国际体制条件。任何国家的平等权利、文化的多样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合理的利益诉求都应当得到公正对待。

  其次,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全球普遍信任。在全球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全球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多元合作共治的理念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并未得到严格执行,公正合理的价值并未得到应有尊重。全球治理的代表性不足引发了合法性危机,机制碎片化限制了治理行动的效力,理念分歧造成了治理规范的失调。(61)全球治理所包含的平等、多元、协商、合作、公正等理念是构建全球信任的重要原则,巨大的治理赤字有损全球信任的原则基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强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不仅在客观上为全球信任的生成提供稳定的环境条件,还有助于消解主权国家体系衍生的多疑、自利等精神阻力。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就要在公正公益的基础上加强价值建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规范建设,在协调共治的基础上加强机制建设,以多元平等强化合法性,以协调一致增强有效性,为全球信任的生成营造良好的全球体制环境。

  (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全球普遍信任新思路

  首先,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凝聚全球合作共识。命运与共是人类最广泛的共识,没有国家和个人能够在全球灾难面前幸免,新冠疫情的全球爆发深刻说明了这一道理。各国人民只有互助协作才能战胜全球威胁和挑战,建立全球普遍信任,实现人类共同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理念,反映了人类最朴素最普遍的向往和追求。它以一种“类哲学”思维呼唤着全人类的亲善互信,饱含着对人类文明的深切关怀,通过塑造一种新的全球整体文明观,为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协作、守望相助、风雨同舟,共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进行思想准备。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世界各国放下芥蒂、超越分歧,携手共进共同发展,最大限度地求同化异凝聚共识,为全球普遍信任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其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国际关系体系转型。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国际体系相互制衡的运行原则和国家自利自助的行为逻辑,使一些国家在权力博弈和利益竞争中彼此对立、相互猜忌。在这种国际文化中,国家之间的关系契约化蜕变严重,难以形成稳定的普遍信任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要在国际社会建设一种新的信任文化,以平等对话化解分歧,以政治谈判解决冲突,以协商共治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倡导全球公益、国际公正、文明互鉴、共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社会传统理念和国际关系传统形态的超越,打破意识形态藩篱,超越文明冲突,摒弃狭隘的国家与区域对抗,为摆脱传统国家体系的桎梏,建立全球普遍信任打下坚实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推动着国际关系向全球关系进化,促进狭隘的契约型工具信任向普遍的伦理型情感信任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承载着人类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治理难题提供的有效方案,既蕴含丰富的中国智慧,又契合世界发展需要,是中国为世界破解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做出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第30~4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②Karen Cook and Toshio Yamagishi,"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8,No.2,2005.

  ③Andrew Kydd,Trust and Mis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p.6.

  ④尹继武:《文化与国际信任——基于东亚信任形成的比较分析》,《外交评论》,2011年第4期。

  ⑤John H.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2,No.2,1950; 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

  ⑥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⑦James Coleman,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

  ⑧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16~3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⑨肯尼思·沃尔兹:《世界政治中的冲突》,《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⑩Edna Ullmann-Margalit,"Trust out of Distrust,"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99,No.10,2002.

  (11)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

  (12)傅梦孜、付宇:《变化的世界,不确定的时代——当前国际秩序演变的趋势》,《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

  (13)所谓“机制复合体”,是指“治理特定议题领域的一群部分重叠的、非等级的制度”,是“特定制度松散联结而成的制度集”。参见Kal Raustiala and David G.Victor,"Regime Complex for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8,No.2,2004;罗伯特·基欧汉、戴维·维克托:《气候变化的制度丛结》,《国外理论动态》,2013年第2期。

  (14)王润稼:《中国传统信任模式及其现代转化》,《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5期。

  (15)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16)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第19~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7)Aaron Friedberg,"Competing with China," Survival,Vol.60,No.3,2018.

  (18)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24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年版。

  (19)张昆、张明新:《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6》,《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1期。

  (20)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1)Sandra Heep,China in Global Finance:Domestic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ower,Heidelberg:Springer,2014,pp.15~16.

  (22)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11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2)李惠斌:《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第7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4)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67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25)Karen Cook and Toshio Yamagishi,"Trust Building via Risk Taking:A Cross-Societal Experiment,"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Vol.68,No.2,2005.

  (26)James D.Fearon,"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3,1995.

  (27)卢静:《当前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改革》,《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

  (28)庞中英:《全球治理赤字及其解决——中国在解决全球治理赤字中的作用》,《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29)Joseph S.Nye,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1,pp.15~16.

  (30)吴志成、何睿:《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

  (31)Tony Hill,ed.United Nations,NGOS and Global Governance: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UN Nongovernmental Liaison Service,1996,pp.2~3; Sylvia Bawa,"Autonomy and Policy Independence in Africa:A Review of NGO Development Challenges," Development in Practice,Vol.23,No.4,2013.

  (32)星野昭吉:《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33)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34)亚当·斯密:《国富论(下)》,第38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5)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

  (36)尹继武:《国际信任的起源:一项类型学的比较分析》,《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3期。

  (37)Kenneth N.Waltz,"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2,No.4,1999.

  (38)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Vol.78,No.2,1999.

  (39)Brian Burgoon,Tim Oliver and Peter Trubowitz,"Globalization,Domestic Politics,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4,No.4,2017.

  (40)吴志成、吴字:《习近平全球治理思想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

  (41)Peter Katzenstein,ed,Civilization in World Politics:A Plural and Pluralistic Perspectiv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10,pp.1~40.

  (42)王润稼:《中国传统信任模式及其现代转化》,《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5期。

  (43)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

  (44)习近平:《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

  (45)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第101~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46)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6月29日。

  (47)习近平:《共创中韩合作未来同襄亚洲振兴繁荣——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5日。

  (48)黄海涛:《不确定性、风险管理与信任决策——基于中美战略互动的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49)林民旺:《国内观众成本理论与国际合作》,《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2期。

  (50)James D.Fearon,"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1"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1,No.1,1997.

  (51)Peter Kellock,"The Emergence of Exchange Structures: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Uncertainty,Commitment and Trus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100,No.2,1994.

  (52)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第64~11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3)主要有惠誉、穆迪、标普三大评级机构,参见诺伯特·盖拉德:《国家信用评级世纪述评》,第9~12页,东北财经大学出版,2014年版。

  (54)新华网:《习近平出席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2014年11月29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29/c1113457723.htm,2020年1月8日。

  (55)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56)王帆、凌胜利主编:《中国角色中国方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第314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版。

  (57)Qin Yaqing,"International Society as Process:Institutions,Identities and Chinas Peaceful Ris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2,2010.

  (58)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

  (59)张郭男、曾祥云:《构建新型信任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之维》,《党政研究》,2019年第1期。

  (60)习近平:《弘扬传统友好共谱合作新篇——在巴西国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7月18日。

  (61)吴志成、何睿:《国家有限权力与全球有效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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